□赵宗符

9·7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‘伊尹以割烹要汤’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、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；系马千驷，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汤使人以币聘之，嚣嚣然曰：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？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哉？’汤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曰：‘与我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、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、舜之君哉？吾岂若使是民为尧、舜之民哉？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；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。非予觉之，而谁也？’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、舜之泽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。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，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。吾闻其以尧、舜之道要汤，未闻以割烹也。伊训曰：‘天诛造攻自牧宫，朕载自亳。’”

解：万章问道：“有人说：‘伊尹是靠自己当厨子切肉烹饪来巴结商汤的。’有这样的事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伊尹在莘国的田野中耕作为生，而喜欢尧、舜的理想。如果不合于尧、舜之义，不合于尧、舜之道，即使把整个天下给他当俸禄，他都不会回头看一眼；纵使有四千匹马拴在那里，他都不会正眼瞧一下。如果不合于尧、舜之义，不合于尧、舜之道，就是一点点东西也不给别人，也不会从别人那里取一点点东西。汤派人带了礼物去聘请他，他一副全不在意的样子说：‘我要汤的聘礼干什么呢？我何不待在田野里，就这样以尧、舜之道自乐呢？’汤几次派人去聘请，不久他就完全改变了态度说：‘我与其生活在田野里，就这样以尧、舜之道为乐，怎么比得上使这个君主成为尧、舜那样的君主？怎么比得上使现在的人民成为尧、舜治下的人民？怎么比得上我亲身见到像尧、舜那样的盛世呢？上天生育了此时此地的人民，就是让先知道的人去开导后知道的人，就是让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。我，是天生育的人民中先知先觉的人；我将用尧、舜之道去觉醒这些人民。我不去觉醒他们，又有谁能做呢？’他觉得天下的人民中有一位男子或一位妇人没有受到尧、舜之道一样的恩泽，就像是自己将他们推进山沟里一样。他就这样自觉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自己身上，所以到了汤那里去游说他，来讨伐夏桀拯救黎民百姓。我没有听说过自己不端正却能匡正别人的，更何况是用侮辱自己来匡正天下呢？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，有的远离君主，有的亲近君主，有的离开朝廷，有的不离开朝廷，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持自身的道德高洁而已。我听说过伊尹用尧、舜之道来邀结成汤，没听说过他是用当厨子割肉烹饪来巴结成汤的。《伊势》上说：‘上天讨伐夏桀是从他的牧官开始的，我不过是从商的亳邑开始谋划而已。’”

伊尹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商汤的任用，从而一展身手匡正天下的吗？孟子对此予以了否定的回答。在手段与目的之间，孟子持一种道德主义的看法。他认为，手段和目的必须是统一的，手段是合道德的，目的也是合道德的。手段不合道德，也不能达到一个合道德的目的结果。对于手段与目的的看法，还有不同于孟子的观点，例如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奠基人、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，就提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目的的正当性就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，这就是有名的马基雅维利主义；西方现代哲学家、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，在他的剧作《肮脏的手》中也提出，为了做成伟大的事业，有时是需要一双肮脏的手的，只要是有效的手段，就值得一试。孟子是偏于理想主义一端的，而马基雅维利、萨特则是偏于现实主义一端的。孟子以自己的理想建构了伊尹的行为，并对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进行了赞扬，从此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就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传统，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知识者参与到现实的政治中。同时，这一传统也一直和世俗的“升官发财”观念，在现实政治中交织对抗着，无休无止地延续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