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8·26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为本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天下人谈论人性，则只就过去的经验来说而已。过去的经验，是以顺应自然为根本。人们之所以讨厌聪明人，是因为他们喜欢穿凿附会。如果这些聪明人像大禹使水运行一样，那就不会有人讨厌他们了。大禹使水运行，就是使水顺着自然的趋势运行，好像没做任何事一样。如果聪明人也能顺应自然而行，好像没有做事一样，那么他们的智慧也就大了。天是那么高，星辰是那么远，如果知道了过去经验中其自然的趋势，那么千年后的冬至日，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的。”

真正的聪明人重视对过去经验的总结。总结经验靠归纳法，归纳法得出了趋势、规律，人们按此办事就会事半功倍。否则，逆此而动，则是耍小聪明，是没有大智慧的表现。人类掌握了趋势，掌握了由过去经验所能总结出来的规律，就可以预测未来。在此可以看出，孟子在哲学上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，他对于由经验归纳所得的知识有着坚定的信念。这种信念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。当然，从怀疑论的角度来讲，由过去经验所得的知识，是否真正适合于未来，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论证的。但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，没有这样的怀疑论哲学去锤炼其各方面的思想结论，这或许是其多格言式的智慧，而未能建构起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原因之一。

8·27公行子有子之丧，右师往吊，入门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。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曰：“诸君子皆与驩言，孟子独不与驩言，是简驩也。”孟子闻之，曰：“礼，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，不逾阶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礼，子敖以我为简，不亦异乎？”

解：公行子为儿子举办丧礼，右师前去吊唁。他一进门，就有人上前来和他说话，他坐定了又有人走近座位同他说话。孟子不和右师说话，右师不高兴，说：“诸位同僚君子都来跟我说话，唯独孟子不同我说话，这是故意简慢我呀。”孟子听说后说：“按照礼仪的规定，在朝廷上不越过位次相互交谈，不越过台阶相互作揖。我想依礼行事，子敖却认为我故意简慢他，不也奇怪吗？”

在公共场合，大领导一出现，别人就争着和他打招呼，攀谈几句，这已成了人情世故，大领导也很享受这场面。像孟子这样，严肃地依礼而行，是很容易引起大领导的多心的，这也可看出日常生活中坚持原则之难，非内心有很强的定力是不易做到的。

8·28孟子曰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忧则有之：舜人也，我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。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君子与常人不同的地方，在于他们心中存放的东西。君子把仁存放于心中，把礼存放于心中。心中有仁的人就会爱别人，心中有礼的人就会尊敬别人。爱别人的人，别人也总是爱他；尊敬别人的人，别人也总是尊敬他。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他对待我蛮横无礼，那么君子一定要自我反思：一定是我不仁了，一定是我无礼了，不然这样的事为什么发生呢？自我反思的结果是自己没有不仁，也没有无礼，但那人的蛮横无礼依然如此，君子一定还要自我反思：一定是我没有尽心尽力践行仁与礼了。自我反思的结果是自己尽心尽力了，那人的蛮横无礼依然这样，君子就会说：‘这不过是个头脑不清的人罢了。像这样的人，那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好责难生气的呢？’所以君子有终身的忧患，却没有一时片刻的烦恼。这样的忧患是有的：舜是人，我也是人。舜为天下人树立典范，影响可流传到后代，我却仍然不免是一个普通人，这是可忧患的。忧患又怎么办呢？像舜那样去做而已。至于君子一时片刻的烦恼是没有的。不合于仁的事不做，不合于礼的事不行。即使有一时片刻的烦恼，那么君子经过自我反思也不认为那是值得烦恼的。”

孟子重视心中所存放的东西，把仁义礼智信存放于心，就是一个修心的过程。心修得好不好，这是人完全可以自主把握的事情。因此孟子重视的是，是否尽心尽力地做到了修心，他终身忧患的也是不能像舜那样修养好自己。至于外部的横逆、功名利禄、是非得失等等，孟子认为，经过自我反思、自我分析的理性思考过程，如果不是因自主可控的原因造成的，而是外面非自主可控的原因造成的，就不必去计较烦恼，而是保持内心的宁静快乐。可以看出，孟子心中的君子既有着终身修养自己的不断追求，又不会有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各种烦恼，其“心事浩茫连广宇”有着深广的忧患，又能做到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也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。孟子这一思想与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很可以比较。爱比克泰德就教人分清“我们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事物”，做好能控制的事物，以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不能控制的事物，从而保持内心的宁静快乐，而能控制的事物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。儒家思想成为古代大一统中国的主流思想，而斯多葛派哲学则成为西方古罗马大一统帝国的主流思想，两者有许多值得可圈可点的比较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