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卷八·离娄章句下

8·1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；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。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舜出生在诸冯，迁居到了负夏，最后逝世于鸣条，是东部边远地区的人。周文王出生在岐周，最后逝世于毕郢，是西部边远地区的人。两人的地方，相隔一千多里；两人的时代，相差一千多年。当他们得到机会在中国实现他们的志向时，所做的事情就和符节那样相合。早一些的圣王和后来的圣王，他们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。”

社会治理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，孟子强调了其普遍性的存在；历史传统有其连续性和断裂性，孟子强调了其连续性的存在。治理的大道和原则，不会因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。托尔斯泰说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。真理或许只有一个，但错误却会花样丛出。

8·2子产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、洧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岁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
解：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时，用自己乘坐的车辆帮助别人渡过溱河与洧河。孟子说：“他知道惠民却不懂得如何搞政治。如果十一月修好行人的桥，十二月再修好过车的桥，老百姓就不会为渡河的事而发愁了。官员做好自己的政务，出行的时候让百姓回避都是可以的。怎么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帮他们过河呢？所以搞政治的人，（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），像这样去让每一个人满意，那时间也不够呀。”

孟子对为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他认为一位为政者要利用好自己的为政资源，从大处、从根本处着手，为老百姓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作为一个个人，以个人做好人好事的方式去为老百姓解决问题。这样的为政方式，往好里讲是为政能力不足，往不好处讲，则是一种作秀。当然即使作秀，也说明官员还是在价值观上把百姓放得很高的，最差的一种官员就是连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这样的秀也不去做，一心只是去逢迎拍马，为自己捞权捞财而努力，百姓在他们眼里视若无物。

8·3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王曰：“礼，为旧君有服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，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之于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仇。寇仇何服之有？”

解：孟子告诉齐宣王：“君主视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，那么臣下视君主就如同自己的腹心；君主视臣下如同犬马，那么臣下视君主就如同路人；君主视臣下如同泥土草芥，那么臣下视君主就如同强盗仇敌。”齐宣王问：“礼制规定，臣下要为过去的君主服丧，君主如何做臣下就能为他服丧呢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臣下的劝谏能被采纳、建议能够实行，恩泽下及百姓；臣下有故离职，君主就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，并先到他要去的地方安排好；臣下离开三年还没有回来，才收回他的封地房屋。这叫作三有礼。这样，臣下就会为他服丧了。现在做臣子的，劝谏不被听从，建议不被采纳，恩泽到不了百姓；有故离职，君主就要捉拿他，并设法使他在要去的地方陷于困境；离开当天，就要没收他的封地房屋。这样做事的君主就叫作强盗仇敌。对强盗仇敌，还服什么丧呢？”

这是孟子最具有刚直正大的精神气象的文字之一。是对孔子“君君臣臣”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等思想所做的最好的阐释。也可以看出对于孔孟的儒家思想而言，视君臣的关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，与其说是对臣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毋宁说对君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体现士人应有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和堂堂正正之气象，这才是儒家的真样子。到后世，在统治者的自私引导与无良文人的有意逢迎之下，这思想就变成了荒唐透顶的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促成这一转化的统治者和文人，可谓中国文化的大罪人。如有人能把这一转变仔细地梳理出来，把这些人张之天下，以为后人增添镜鉴，吸取教训，也是为中国文化作出的极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