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6·9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，泛滥于中国。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。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书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，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。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尧、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。暴君代作，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；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、污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。灭国者五十，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。天下大悦。书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’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弒其君者有之，子弒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’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归杨，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，闲先圣之道，距杨、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不得作。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；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

解：公都子说：“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我难道喜欢辩论？我是不得已。天下有人类很久了，总是治乱相从。在尧时，水倒流，在中国泛滥。大地为蛇龙占据，百姓无安身处。低处的在树上搭巢，高处的在坡上挖洞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洚水警示我们。’洚水就是洪水。尧命禹去治水。禹疏通河道让大水流进大海，把龙蛇驱逐到草泽中。水在河道中行，这就是江淮河汉。险阻消除了，害人的鸟兽灭掉了，然后百姓才能在平原上居住。尧舜去世后，圣人的正道衰微。时有暴君，毁坏民宅做大池，百姓无处安居；废弃农田做园林，百姓衣食无着。荒谬学说残暴行为纷纷出现，园林、大池、沼泽多且各种禽兽都来了。到了商纣时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辅助武王，诛杀了纣，讨伐奄国，三年而杀掉奄君，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死。灭掉五十个国家，虎豹犀象也被赶走了。天下百姓十分高兴。《尚书》上说：‘大放光彩，文王谋略！善于继承，武王功业！帮助启迪后人，都能正直而少错误。’但是后来世道衰微，邪说暴行又出现了，有臣子杀君主的，有儿子杀父亲的。孔子忧惧，编写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评价人物，是行天子之事。所以孔子说：‘理解我的大概就在这部《春秋》吧，怪罪我的大概就在这部《春秋》吧！’现在，圣王不再兴起，诸侯无所顾忌，布衣士人乱发议论，杨朱、墨翟的言论充满天下。人们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，就是归向墨翟。杨朱主张人人为我，心中没有君主；墨翟主张爱无差等，心中没有父母。心中没有父母也没有君主，这就是禽兽。公明仪说：‘厨房里有肥肉，马厩里有肥马，可是百姓面带饥色，野外有饿死的尸体，这是率领野兽吃人。’杨、墨的思想不消除，孔子的思想不发扬，这是邪说欺骗百姓，阻塞仁义。仁义阻塞，就会导致率领野兽吃人，人和人也将互相残食。我为此忧惧，所以要捍卫先圣的思想，批驳杨、墨，排斥错误言论，使持邪说的人不能得势。这些邪说作用于人心，就会危害人做事；作用于人做事，就会危害人行政。即使圣人再度出现，也不会改变我这番话。从前大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，周公兼并夷狄、驱除猛兽而百姓安宁，孔子编成《春秋》而让乱臣贼子恐惧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打击戎狄，惩戒荆舒，就没有人敢抗拒我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要打击的。我也想端正人心、消灭邪说、批驳偏颇行为、排斥荒谬言论，以此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。这难道是喜好辩论吗？我是不得已啊。能够以言论批驳杨、墨思想的人，才是圣人的门徒啊。”

孟子自言其使命担当、文化理想，这也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求。不过，杨朱、墨翟的思想固然有其偏于极端的缺陷，但孟子对其攻击也是很极端的，完全抹杀了杨、墨思想中所有的合理之处和动人之处，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思想争论的一个教训。

孟子不用逻辑和论据，直接将杨、墨的思想，解构、简化为无君无父，然后下结论杨墨无父无君那是禽兽，这已不是思想辩论了。这种歪曲对手的思想、丑化对手的思想、攻击谩骂对手的思想传统，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依然十分盛行。文明的进步任重而道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