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宗符

3·9孟子曰：“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故曰：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伯夷，不合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，不合他理想的朋友不去结交。不在道德低下的人的朝廷里做官，不与道德低下的人交谈。在道德低下的人的朝廷里做官、与道德低下的人交谈，就像穿着上朝时的正装戴着上朝时的礼帽坐在污泥黑炭中一样。把这种厌恶道德低下的人的心推广出去，假想同乡里的百姓站在一起，如果那人的帽子戴得不正，便会很不高兴地离开，好像自己会受到污染一样。所以当时的国君虽然有用甜言蜜语来招他出来做官的，他也不接受。他之所以不接受，是因为他看不起当时国君们的人格，不屑于去和他们接近。柳下惠，不以侍奉人格卑污的国君为耻辱，不以去做一个小官为卑下。到朝廷做官就不隐藏自己的才能，但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。遭到罢官遗弃也没有怨恨，生活穷困也没有忧愁。他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虽然在我身边赤身裸体，又怎么能玷污我呢？’所以悠然自得与任何人一起相处而又不失去常态，无论什么人挽留他，他就留下来。之所以无论什么人挽留他他就留下来，是因为他认为别人并不能玷污他，因此不屑于离开他们。”孟子解释说：“伯夷器量狭隘，柳下惠玩世不恭。器量狭隘和玩世不恭，君子是不会这样的。”

在没有原则、同流合污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平庸的恶之外，伯夷和柳下惠还是分别代表了两种高尚的行为模式。伯夷有着道德上的洁癖，清正自守，绝不与一切道德低下的人交往，是一种严苛的不合作主义，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去弄脏自己的手，因此孟子在别的场合把伯夷又称作“圣之清者”；柳下惠如同大隐隐于朝的隐士，为人处事一团和气，现实再肮脏也不会引起不快，个人的进退得失也不会萦于怀，但柳下惠也不像一般隐士那样做无原则的和事佬。他有自己的原则，别人再坏，他也决不放弃原则同流合污，所以孟子在别的场合又把柳下惠称作“圣之和者”。尽管伯夷、柳下惠都可以称作圣人，但以儒家的中庸哲学分析他们，伯夷的行为就太决绝，完全脱离了人群；而柳下惠的行为就太随便，几乎沉沦于人群之中。孟子心目中的儒者绝不会这样死板，而是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行为，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最大的合理化。这也是和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一种淑世主义精神相联系的。所谓淑世主义，就是生活在世间，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世界一点一滴地变好。因此，要实现这种淑世主义，就要在人群中，完全脱离人群，像伯夷那样，又怎么去改变别人呢？但在人群中，对任何人、任何行为都没有批评、斗争，尽管独善其身，像柳下惠那样，又怎么去改变别人呢？理解了这种淑世主义的情怀，就可以理解孟子对伯夷、柳下惠的批评了，也就可以理解孟子心目中的儒家的圣人了。在对为人处世的分析上，孟子是很讲辩证法的。儒家个人行为的最大合理化，绝不是以个人私利为目的最大合理化、一种滑头哲学。而是以淑世为目的最大合理化，是为了这个社会在“仁义礼智信”上能够不断进步。有了这样的精神，颠沛流离，如孔子，如孟子，他们的内心也始终是快乐的。这就是后世所称的“孔颜乐处”，它不是靠躲起来、隐起来而得到的。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自有不同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