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3·2·5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‘我于辞命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”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！’夫圣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”

解：（公孙丑）问：“宰我、子贡善于用语言表达义理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德行修养高而言之有味。孔子这两方面兼而有之，但他自我评价说：‘我对于命辞达义不擅长。’那么老师您（既知言又善养浩然之气）已经是圣人了吧？”（孟子）回答说：“哎呀！这是什么话？从前子贡请教孔子说：‘老师，您是圣人了吧？’孔子回答说：‘圣人我做不到，我只是学习而不知厌烦，教人而不知疲倦。’子贡说：‘学习而不知厌烦，就是智慧；教人而不知疲倦，就是仁德。既仁德又智慧，老师您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孔子还不敢自居呢，（你说我是）这是什么话？”

孟子讲不动心，他的学生转过来就对他一个考验。因为孟子自称自己知言而且善养浩然之气，相当于言语与德行两科都很好，而孔子都称自己对于言语方面不是很擅长，于是公孙丑一下就给自己的老师一个大大的赞扬，说孟子一定也是圣人了。事实证明，在如此的夸奖面前，孟子的表现跟当初的孔子一样，确实没有动心。从这一小节开始，此章后一部分，师生二人的论题就转到了对历史人物及孔子的评价上了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人生修养皆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。

3·2·6“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。敢问所安。”曰：“姑舍是。”曰：“伯夷、伊尹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

解：（公孙丑）说：“从前我听说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有圣人的某一方面特点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大体具备了圣人的全部特点而只是没有圣人那样博大精深，请问老师您是以哪一种情况而安身立命呢？”(孟子)回答说：“暂且不谈这个问题。”(公孙丑)问：“伊尹、伯夷怎么样呢？”(孟子)说：“他们为人处事的道理不一样。不是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，不是理想的百姓就不去治理，世道太平了就出来做官，世道昏乱了就退而隐居，这是伯夷；什么样的君主不可以侍奉，什么样的百姓不可以治理，世道太平了出来做官，世道昏乱了也出来做官，这是伊尹；可以做官就做官，可以辞职就辞职，可以久留就久留，可以速去就速去，这是孔子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还没有做到像他们那样。至于我的愿望，乃是希望向孔子学习。”

孟子在此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理想，他并不想居于孔子学生所达到的某一方面，而是要接着孔子讲，把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。在孟子看来，孔子的特点一是集大成，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在伯夷的精神层面里有一条消极的原则，即可以不做，他能坚持这一原则而不动心，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放弃；在伊尹的精神层面里有一条积极的原则，即进取有为，他能坚持这一原则而不动心，不会因外界的艰难困苦而有所动摇；在孔子的精神层面里有一条中庸的原则，也可以说是辩证的原则，他能坚持这一原则而不动心，随时根据外部情况的不同而具体地做出相应的决断。因此，孔子是对消极原则与积极原则的一个辩证综合，是在为人处事道理上的一个集大成者。对于孔子的集大成，对于孔子的具体分析，孟子有着深刻的认识，在后面《万章》中，他讲：“集大成也者，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，始条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终条理也。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终条理者，圣之事也。”孟子发心要学孔子，也可见他理想的高远和伟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