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18·8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”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。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

解：古代品行高洁的隐逸之人有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说：“不降低自己的志向，不辱没自己的人格，这就是伯夷、叔齐了。”又评论说：“柳下惠、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，辱没了自己的人格，可是言语合乎道理，行为经过思虑，也就不过如此罢了。”又评论说：“虞仲、夷逸隐居避世放弃对社会发言，持身清廉，自废于社会也是他的权变。我则和他们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这是孔子对他之前或同时代有名的隐士的评价。隐士也各有不同。伯夷、叔齐最彻底，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很高。但这样的彻底性根本没法生存下去，不过有这样的存在，可以显示出人类隐逸精神的高度。因此，孔子对此加以分外称赞。后来，鲁迅先生在其《故事新编》中专门写过一篇小说，对伯夷、叔齐的行为进行批评。柳下惠和少连是把做官当隐居，是所谓隐于朝的人。后世把隐于朝当作大隐，其实正如孔子所言，你隐于朝要能生存下去就不免要辱没自己，能够不说违心话，不做违心事就不错了。虞仲、夷逸没有伯夷、叔齐的决绝，但也不会像柳下惠、少连那样，与统治者还有部分的合作。王维有诗：“中岁颇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兴来每独往，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偶然值林叟，谈笑无还期。”大约就是虞仲、夷逸这类的隐士，躲在一边不合作，但也不会去把自己饿死，有条件的话，还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艺术、很美。

孔子评价自己，不同于任何一类隐逸之人。他拒绝把自己类型化，面对社会非要摆个“pose”。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庸哲学处理此类问题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一切以时间、地点、条件为转移。“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；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孔子的格局更大、精神更有力量。

18·9大师挚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。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

解：大乐师挚到了齐国，第二乐师干到了楚国，第三乐师缭到了蔡国，第四乐师缺到了秦国，击鼓的方叔到了黄河边一带，摇小鼓的武到了汉水边一带，大乐师的助手阳、击磬的襄到海边一带。

礼崩乐坏，音乐人才大量流失，也使得音乐由过去上流贵族社会的专享，逐步地普及到了民间。从大历史观来看，这是一种社会进步，并不值得哀叹。孔子收学生、办平民教育，其实与礼崩乐坏是同一个历史进程。孔子把专属于贵族的教育，普及于平民，本想靠学生们去恢复那已崩坏的礼乐，没想到却是更加速了这一进程。这大约就是黑格尔所讲的“理性的狡计”吧。

18·10周公谓鲁公曰：“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。”

解：周公旦对他儿子鲁公说：“君子不怠慢他的亲族，不让大臣们抱怨没有受到任用。前朝的老臣没有什么大错，就不要抛弃他。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！”

周王朝建国，周公旦家族被分封在鲁国，他儿子伯禽作为首任鲁公前去接管政权。对于如何保持鲁国的稳定，周公旦对儿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亲族要用好，跟着自己干的大臣也要用好，过去商朝的官员如果没有大错也要用好，要用人所长，不求全责备。这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可见周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。后世脱离了接管政权这一背景，对此理解就有了许多保守性，也为“重关系”找了借口。

18·11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騧。

解：周朝有八位知识分子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騧。

这八人现全不可考，可见有许多优秀人物永远埋在了历史长夜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