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13·13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假若端正了自己，治国理政有什么困难呢?假如连自身都不能端正，又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?”

因孔子的不断申说，正人先正己已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之一。老百姓对统治者有着更高的要求，一名官员无论他级别高低，一旦老百姓知道了他不能正己，不能做出表率，那么这个人的政治人格便宣告破产。也许，他在别的方面也很有本事，但他便不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尊重。

有人说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过于重视官员的修身、过于重视伦理，是一种缺陷，其实这是一种浅层之见。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，发展至今没有中断？这应该也是重要的文化密码之一，切不可因几百年出现的挫折，或有伪君子的存在，就否定了其价值。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点之一。

13·14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。”

解：冉有从其上班的地方回来。孔子问:“为何这么晚?”冉有回答说:“有政务要处理。”孔子说:“那只是事务罢了，若是有政务，虽然不用我了，我也会知道的。”

这是孔子“正名主义”思想的一个具体例证。据考证，冉有当时为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，商量处理季氏家的事情，只能叫作事务。只有处理国家的公共事情，才能称作政务。政务是众人之事，像孔子这样的有大夫职级的人，是会被提前征求意见的。但当时礼崩乐坏，国家权力掌握于权臣之手，大政方针在权臣家中就议论定夺了，没有人再遵守过去贵族政治的那些“老礼”了。因此，孔子通过正名，严格区分“事”与“政”，其实表达的是对一种社会现象的批评。今天一些国家仍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，从名分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，两者决然有别，其权利与义务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。

13·15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

解：鲁定公问：“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兴盛，有这样的事吗?”孔子回答说:“话不可以像这样说。不过有人这样说：‘做君主难，做臣子也不容易。’如果知道了为君主的难处，不就近于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兴盛了吗?”鲁定公又问:“一言而丧帮，有这样的事吗?”孔子回答说：“话不可以像这样说。不过有人说：‘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别的快乐，只是我说的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。’假如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敢违抗，不也是很好吗?但假如说的话不正确却也没有什么人敢违抗，那不就近于一句话便可以让国家丧失吗？”

孔子对国家领导人的居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如果他处在权力的巅峰，却把行使权力当作一件困难的事，那么他就会兢兢业业、如履薄冰，不敢有半点的马虎和懈怠。在这种勤政、敬业的状态下，国家就一定会逐步走向强盛；反之，如果他处在权力的巅峰，只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，高高在上、刚愎自用，听不得不同的意见，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，那么最终会使国家走向混乱。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历史上是得到了验证的。许多开国的君臣，从艰难困苦中走来，知道治理好国家十分不易，因此都能做到慎终如始，一步步将国家推向强盛，如唐朝著名的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等；反之许多丧国之君，他们个人也并不是没有本事，但他们为所欲为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结果最终身死国灭，像殷纣王、隋炀帝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尤其是唐玄宗李隆基，可以说一人做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：他刚取得权力时，勤勤恳恳、谦虚谨慎，终于开创了开元盛世，但成绩面前他骄傲自大、刚愎懈怠，却又促成了安史之乱，造成国家与个人的悲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