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宗符

13·8子谓卫公子荆，“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‘苟合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

解：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，说:“他真是善于居家过日子。刚有了一点，他便说：‘差不多足够了。’增加了一点，他便说：‘差不多已经完备了。’多有了一点，他便说：‘差不多已经尽善尽美了。’”

孔子表扬了一位和他同时代的人物公子荆。公子荆的特点就在于在物质生活层面上知足常乐，没有过多的欲望。孔子对这种生活态度十分肯定，这点和道家“知足不辱”的观点是一样的，共同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。中国人主流的生活观念都认为，个人在物质生活上应该有所节制，不可骄奢淫逸，但在精神生活上应该不断追求，就是孔子这一生活观念的体现。

13·9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
解：孔子到卫国，一路上冉有给他赶马车。孔子感叹说:“人口好多呀!”冉有问道:“人口已经众多了，该做什么事情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让他们富裕。”冉有接着问:“已经富裕了，该做什么事情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教育他们。”

这是孔子有关国家建设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，与管子所提的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一致。国家要发展好，先抓好经济基础、搞好民生，在此前提下再去抓上层建筑、搞好教育等等。从这点看，孔子可以说是一名满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。此节和《颜渊第七》中子贡问政，可对比来读。子曰: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: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?”曰:“去兵。”子贡曰: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?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孔子的思想很辩证，物质建设是基础，文化建设是根本。正常条件下从基础搞起，反常条件下要留住根本，两者是辩证的，并不可偏于一端。

13·10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如果有用我治国理政的，一年就差不多了，三年便会很有成绩。”

知识分子有使命感、责任感是好事，但有时却把政事看得过于简单，因而好说大话。这一毛病看来从孔子就有了。社会是一开放的、特殊复杂的巨系统，每个人亦是一个开放的、特殊复杂的巨系统，解决这一巨系统的问题，需要有系统集成的办法，并不是一个学派、几条原则就能解决的。李白高歌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以其浪漫主义的性格，如果真做了行政长官，是绝对处理不好各种政事的。历史上的许多大知识分子，像王安石、张居正、康有为等，一旦有了真正主政的机会，都会出现各种极端、偏执的错误，结果最终使自己推进的事业遭到失败。用列宁的话说，这些人大约都是犯了“左派幼稚病”的错误。

13·11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诚哉是言也！”

解：孔子说:“‘优秀的统治者一代接着一代治国理政持续到一百年，也可以克服残暴、免除虐杀等酷政了。’这句话说得真对呀!”

孔子对他那时代的一句古语表达了充分肯定。这一肯定，与其上节说的大话是大相径庭的。这一肯定更像孔子的思想。他认为，一个社会取得本质的进步，文明程度得到实质的提高，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，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这需要一代一代的优秀统治者的努力，需要上百年的积累。英国现代哲学家波普尔曾提出一种“社会渐进工程”的观点，认为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可以做一点一滴的改良，逐渐积累，然后可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。这种政治改良主义的情调，与孔子此节表现出来的思想有点类似。

13·12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如有圣王出现，也必须三十年的努力而后能实现仁政。”

这句似乎是接着上一句讲的，王者如尧舜禹，比善人要高一级，但这样的人实现仁政也要经过三十年的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