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12·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
解：季康子向孔子求教如何搞政治。孔子针对他回答：“政字的意思就是正道。你自己带头搞正道，谁还敢不搞正道。”季康子是鲁国的上卿，地位相当于百官之长，这与前面子张的地位不同。子张向孔子问政，相当于大学毕业，刚考取了公务员，因此孔子告诉他要不懈怠、要忠诚。而季康子的身份则相当于朝廷里的主要负责人，对这样的主官一类的官员从政，孔子的要求就明显不同。

在孔子看来，作为主官就要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自己带头搞正道，别人才能跟着你走正道，政治才能上轨道。这可以说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传统，老百姓看一个统治团队，主要看这统治团队的主要领导阶层，重视其行胜于其言。他们行得正、做得好，老百姓就信任，统治团队就有公信力。否则，自己行得不正，说得再多，老百姓也冷漠以对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，对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级各类主官，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要做好一名主官就不能停止自己个人的修养。

从个人“帅以正”到“孰敢不正”，这里面没有强烈的逻辑关系，前者既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，也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。但前者与后者却有很强的人情事理的相关性。这种不讲逻辑却又有强相关性的论述方式，正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。

12·18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
解：季康子苦于国内盗贼太多，于是向孔子求教。孔子回答他说：“假如您的欲求不是太多，就是奖励他们去偷抢，他们也不会干。”

这是孔子的一贯思路。社会治理出问题，首先要求统治阶级反思自身出了什么问题。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故而对于社会出的问题要承担主要责任。在这里，对于国家多有盗贼，孔子给出的原因是统治者的贪欲太强，表面上看隔得太远，其实是很有道理的。统治者贪求无度，就会巧取豪夺，那么这样的统治一定会导致民不聊生、百业凋敝，老百姓生活无着，只能去偷抢甚至是揭竿而起，以求得生存的权利，这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官逼民反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统治阶层贪欲无度、花天酒地、生活奢靡，就会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，拉低社会的道德水平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整个民间的文化氛围、道德追求也就会趋于低下，从而笑贫不笑娼、笑穷不笑贼，如此一来，盗贼多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。

岳飞有句名言:“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则天下自然太平矣！”正是讲的孔子在此节中所教给季康子的道理。

12·19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?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

解：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搞政治的办法：“假如杀掉那些无道之人，而亲近那些有道之人，怎么样呢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您搞政治，为什么要用杀戮的办法呢？如果您想做个好人，老百姓就会跟着做个好人。统治者为人处事的德行就如同是风，老百娃为人处事的德行就好比草。风向哪边吹，草就向哪边倒。”

季康子这次问政提出了一个法家的办法，那就是以赏罚二柄塑造出一种好的政治生态。孔子否定了这种以杀为主的霸道做法，他提出的思路还是统治者的教化与榜样。隐含的意思是，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教化好了，那么自可恭笃而天下平，根本用不着杀人的办法。孔子提出的是一条根本的思路，而在现实的政治中，季康子提出的方法也并非全不靠谱。毕竟，现实政治是复杂的，所以历代统治者推崇王霸杂用，外儒内法。

从季康子的三次问政来看，在“君君、臣臣，父父、子子”的关系当中，孔子更加强调君的作用和父的作用，他认为主导方有更多的义务做好自己、尽到本分，从而强调对主导方的约束。而后世儒者强调“无不是的君父”，放弃了对主导方的约束，加重了对弱势一方的苛责，完全背弃了孔子的原始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