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8·8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解：孔子办教育有他的特点，他说：“诗篇让人兴发振奋起来，礼仪让人能在社会上立得住脚，音乐让人能使自己的所学得以完成。”孔子用诗、用礼、用乐来培养人，是符合人的特点的。中国人写诗有“诗言志”的传统，其志向通过语言的节奏得到了兴发强调，人读诗很容易有代入感，使自己的身心一下子就进入状态；而人依礼而行，自然会有庄重尊严的威仪；音乐则让人很快就进入节奏，音乐响起，身心自然而然就和着音乐而动，其所兴发、礼仪都会随着音乐自然完成。现代大型集会，喊口号、搞仪式、放音乐，其实就是为迅速完成对集会者的教育。

8·9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
解：与孔子同时代或是比孔子晚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家，多出身于贵族，有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，因此他们的思想中多有轻视老百姓的成分。如著名的西门豹有言：“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”，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低，老百姓的水平低，也是一个事实，后来孟子讲：“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众也。”于是，很多人就认为孔子处在那样的社会现实中，与别的知识分子一样有轻视老百姓的思想很正常。但是，作为一名思想家，恰恰他应有超越时代、不与众人一样的地方，而且作为一名思想家，其思想应有融贯性。如果按这样的标准来理解孔子这句话，若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有愚民思想，那么就有问题。首先孔子同时代的人有某种思想，就推论孔子也有某种思想，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，也没有看到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性。法家讲愚民政策，并不能推出儒家必然讲愚民政策；其次，如果孔子有愚民思想的话，那么与他有教无类的思想是不融贯的，而有教无类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。以此分析，这句话应如康有为的读法，子曰：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”孔子说：“老百姓水平达到了，就让他们顺着道向前；老百姓水平不够，就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道。”

8·10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解：孔子有一种中道的思想，这一思想体现在方方面面，其思想与行为是融贯的，这一节就是其体现，孔子说：“喜好勇敢而又痛恨贫穷就会出乱子；对于不仁的人痛恨太甚，就会出乱子。”孔子不为己甚，没有极端、偏执的行为。

8·11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解：周公是孔子的偶像，孔子一生可以说是以推行周公思想、恢复周公礼制为己任。在孔子看来，周公已近乎一完人。孔子说：“一个人如果有周公的才能和美德，假使他骄傲且吝啬，其余方面即使他再了不起，也是不值得一看了。”可见，孔子对于骄、吝这两种缺点的极度痛恨。这与孔子的个人经历有关系，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，年轻时家已很穷，只能靠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养家糊口，因此他对于那些有权、有财、有势的贵族的种种表现是深有体会的，其中骄奢与吝啬对他伤害最重，这些人一方面自己骄奢淫欲，一方面对别人又鄙陋、吝啬。对此，孔子有着极大的心理阴影，他希望贵族统治者能够切实克服这两个毛病，成为谦谦君子、宽厚待人。

8·12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穀，不易得也。”

解：孔子培养学生并不笼统地反对他们去做官，而毋宁说其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各方面做官的人才，但孔子作为一名思想家、教育家，他碰到不以做官为职志而专心研究学问的人，也是很高兴的。因此他说：“学习三年，并不存出去做官求得俸禄的想法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”

8·13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坚定地相信学问，努力去学习，对于学问中的真理守之至死而不厌。不进入危险的国家，不在祸乱的国家居住。天下有道就出来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天下无道，就隐藏起来。政治清明，自己不出来做官取得俸禄以至于让自己贫贱，是可耻的；政治黑暗，自己却同流合污求得富贵，也是可耻的。”孔子在进退处出间，亦然行的是中庸之道，他对于堂堂正正做官取得俸禄不反对，他反对同流合污，不鼓励以死抗恶，为道殉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