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6·8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赐也，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曰：“求也，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解：孔子并不把从事政事看得多么高深、神秘，也并不认为只有某一类人才有能力去从事政事，每个人有自己的学识、特点，都可以去做治理政事的工作，而且都可能做得很好。这在孔子的时代，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放主义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参与政事治理。因此，当季康子问孔子的几名弟子能否从政时，孔子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孔子回答：“仲由勇敢果断，让他从政，有什么难的呢？”问到端木赐，孔子回答：“端木赐通情达理，让他从政有什么困难的呢？”对于冉求，孔子回答：“冉求多才多艺，让他从政有什么难的呢？”孔子表现得非常知人善任。

6·9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。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矣。”

解：闵子骞不愿做官。季氏叫闵子骞到他的采邑费地去做官长，闵子骞对来人说：“好好地替我辞掉吧！要是再来找我，我就跑到大汶河北面的国外去。”学而优则仕，只是儒家的一个选项，而且不是唯一的选项，也不是其最推崇的选项。后世认为儒者读书就是为了求官，这完全是对儒家的误解。在孔门推崇的德行科中，排在前三名的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，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做官。孔子认为，不管做什么，能够不断地加强自己的个人修养，太上有立德，使自己由君子而贤人而圣人，你的人生就有无穷的价值和意义。

6·10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解：冉伯牛生了病，孔子去探问他，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活不了，这是命啊！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！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！”后人由此推断，伯牛可能得的是传染病，所以进行了隔离措施，也就是说，孔子时代，我们的先人已知用隔离的方法抗击传染病了。冉伯牛也是排在德行科的优秀学生，孔子对他的即将去世，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命运的感叹。但孔子并没有怨天尤人。儒家把修身当作自己人生的目的，而非手段。并不以德行去换取外界的一些东西，如功名富贵、健康长寿等。有德行的人可能会健康长寿，但如果没有健康长寿，那是因为健康长寿是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，这个综合因素就是命，命难以把握，而这并不是说修养德行就有问题。这就是后来孟子讲的“夭寿不二，修身以俟之。”

6·11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

解：这一节与下一篇《述而》篇的第16节，子曰：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构成了儒家思想史上著名的“孔颜之乐”的话题，两节都语言平易，很好懂，孔子和颜回在贫穷状态下都表现了一种快乐。他们为什么能呢？宋朝时，程颢、程颐兄弟二人去向哲学家周敦颐问学，周敦颐就让其二人去寻找“孔颜乐处，乐在何处”。哲学史上因对人的认识不全面，对此的解决也有很大不同，显得有些神秘。如果按照今天人体科学包括生理学、心理学、精神学、脑科学等对于人的认识，每个个体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存在，这一系统存在包括物质与精神两面，包括生理层面、心理层面、精神层面三层结构，可以称为一元两面三层的人的系统存在本体，对于这一本体性的存在，我们简称为元在，从元在的观点来看，元在之乐可表现在生理上，也可表现在心理上，还可表现在精神上。“孔颜之乐”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之乐，是元在的精神层面的内涵、境界有了极大丰富和提高以后的结果，因这一层面的力量足够大，身、心上的不适已不足以动摇之，所以才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不同于身心之乐的快乐。因此，获得“孔颜之乐”并不神秘，每个人精神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，自然即可产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