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赵宗符

1·9曾子曰:“慎终追远,民德归厚矣。”

解：谨慎地对待父母的老去和死亡,追念祭祀自己久远的先祖,这样老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忠厚老实。曾子于此总结了一条中国社会的重要的社会学规律,归纳了慎终追远与人民道德之间的关系。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他律道德。考察一下东西方各民族,便可以看到,每个民族都有自律道德的内容和他律道德的内容。西方普遍的他律道德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,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严厉地检视着人间；而中国文化没有这样的信仰,代替上帝功能的是对先人的追念,中国人不敬上帝,但敬祖先,可以说每个人都处在一条久远的历史长河里,一代代先人都在严厉地检视着自己,做的不好,先人会惩罚你,惩罚你的方式,就表现在后人不再追念祭祀你,道德败坏之人是无法融入这条长河之中。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: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,特别有历史感,从而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、有文字可考的历史。而过去对中国人而言,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“开除族籍”,被从家族传承的序列中移除出去,成了游荡世间的孤魂野鬼。慎终追远,可以时时提醒自己,不要犯这样的错误,今天对得起先人、做一有德之人,在将来才会有被自己的后世子孙追远的资格。

不但先人是严厉的,而且后人也是严厉的,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,先人、后人都在活着的人身上活着,这种中国文化中的前现代精神,颇类似西方海德格尔将过去、未来呈现于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,过去未死,未来正来,现在不定,由对过去的借鉴和对未来的考量决定。

1·10子禽问于子贡曰:“夫子至于是邦也,必闻其政,求之与?抑与之与?”子贡曰: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,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?

解：子禽问孔子的学生子贡:“孔子老人家到了一个国家,必然听到那个国家的政事,求来的呢?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?”子贡回答说:“他老人家是靠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勤俭、谦让这些品德来取得的。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,和别人获得的方法,不相同吧?”

孔子到了一个国家,听闻其政事,是因为他的为人赢得了别人的信任,而后别人主动告诉他的。孔子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召力呢?因为孔子做人上秉持着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态度。这种态度是因为孔子内心有定力、有一以贯之之道,这是一种融于心中的思想方法,就是孔子强调的用中、时中,其实就是辩证法的萌芽。后来《中庸》中强调“致中和”,乃是对此进一步的概括、总结。孔子对此体悟、理解已达到了纯熟的程度,所以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,自自然然。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,不光在子禽所问的事情上有感召力,而且在别的事情上也会有感召力。所以传统上一直推崇这种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的人生态度,但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其背后的哲学,只是表面上做到了,而并不是从心底里生发出来。

当然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也不是绝对的人生态度,也是有条件的,所以后来毛泽东有一名言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把孔夫子的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和毛泽东的这段话融会贯通起来加以理解,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,才是更高层次上的用中、时中。一个人如果将这两方面融合起来,贯彻下去,那么他就是一个既有圣贤气象又有英雄气概的人,既有君子之温润又有豪杰之威猛。

从一种文化本身来看也是如此,一种文化内部必须有一种正统的保守主义的风格,同时又有一种不断变革的反传统的革命精神,且两者保持着内在的和谐与张力,这种文化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