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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是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，也是新中国“最美奋斗者”、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同志因公殉职30周年。在这个时间节点，山东教育出版社、西藏人民出版社分别以汉语版和藏语版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《雪线上的奔布拉——我给孔繁森当翻译》一书。

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的出版，不仅是对孔繁森的缅怀和纪念，更是对民族团结精神的颂扬与传承。这本书通过孔繁森在西藏的第一任秘书、翻译兼警卫阿旺曲尼的回忆，讲述了35岁的孔繁森第一次援藏，在海拔4700米的岗巴县艰辛工作的经历，展示了他与藏族同胞同甘共苦、相濡以沫、共克时艰的大爱情怀。它不仅是一部从藏族同胞的视角反映孔繁森精神的报告文学，也是一首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背景下藏汉一家亲的赞歌，既有历史意义又有时代特色。同时展现出在党的领导下，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深远意义，是一笔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本报近期选载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第一章和第九章，孔繁森温暖的故事和英雄的身影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。为了让读者读到这本书的全部内容，深入了解孔繁森每一次援藏时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，自即日起，农村大众客户端将对全书进行分节连载，让老西藏精神、孔繁森精神精神走进更多读者的心中。

第一章 初识·那灼人的眼神

要让人信服就得有理由，这个理由就是干出实事，让老百姓受益。干出事之前，咱们就得当这个“傻瓜”。

１．组织部长对我说：“你是岗巴有学问的人，组织上决定让你给新来的孔繁森副书记当翻译、秘书兼警卫。”

我叫阿旺曲尼，1952年生在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乡一个农奴家庭。我自幼丧母，记不清阿妈长什么模样，这是我心里的伤疤。说起来，我的经历很简单：我是西藏百万农奴中的一个小农奴，寺庙还俗的一个小和尚。是共产党把我拉出了苦海，改变了我当牛做马的命运，让我尝到了站起来的滋味。幸运的是，我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——西藏民族学院，学习语言翻译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，成了岗巴县的一名国家干部。

机缘巧合，我当上了孔繁森的藏语翻译。那年他35岁，我27岁，我们在海拔4700多米的高海拔、低气压、高严寒地区一起度过了两年多的难忘时光。往事仿佛就在昨天，清晰得像起伏的山峦，像天上的云彩。

孔繁森刚到岗巴时，随身带着枪和他常阅读的书籍。岗巴处在边境线上，那时还存在着潜在的敌情。

就从1979年初夏的这一天说起吧，准确地说，是1979年5月8日上午9点半。初夏的岗巴，天还很凉，我小跑着过来，浑身却燥热了。从刺眼的日光下，我一步迈进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办公室。所谓的办公室，其实就是几间很简陋的小平房。一进屋子，突然就什么也看不清了，顿了一顿，我见到一个人高马大的汉族汉子，穿着浅灰色中山装，胸前口袋里插着的钢笔笔帽很显眼。那人宽额、国字脸、鼻正口方，极富磁性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他说：“你是阿旺曲尼吧，以后咱们就是搭档了。”

说着，他一把握住了我的手。他的手很大，手掌上有疙疙瘩瘩的茧子。当时我还想，这就是从山东来的县委副书记吗？手怎么像我们牧民的一样粗糙呢？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仔细看过这双大手，手指略粗，指根有一层又黄又硬的茧皮，指甲盖儿又厚又硬，手脖子、手背上的骨节突出。这双手，能搬石挥鞭扒雪窝，能捏针缝补衣裳，能为牧民们把脉诊病，能握笔写文章……

几天前，岗巴县委组织部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：“你是岗巴有学问的人，组织上决定让你给新来的孔繁森副书记当翻译、秘书兼警卫。”

我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给个大“奔布拉”(“奔布拉”为藏语，汉语意思是“干部”)服务，责任大啊，干不好咋办？捅了娄子咋办？

部长又说：“你是大学生，懂藏汉双语，会写文稿还勤快，这个岗位，你肯定行。”

1978年从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毕业以后，我被分配到岗巴县门德区当文书已有一段时间了，但突然让我干这么大个事儿还真没思想准备。组织上既然安排了，就听组织的，但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没有底儿。

低头想了又想，最后我跟部长说：“干干试试吧。”

今天看到了他这人，摸着了他的手，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。

科学家认定，海拔4500米是“生命禁区线”，超过这条线人类将难以定居。但是，在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的岗巴，1500多年前，藏族的先辈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；600多年前，帕竹政权在此建岗巴宗；1960年，岗巴宗被撤销，并入定结县；1962年2月，才有了岗巴县。那年我10岁，瘦得像个麻秆，脱了袈裟，不当小和尚了，在生产队放羊。

土生土长的岗巴人可能对这个“生命禁区”习以为常，但从低海拔地区来的人会受不了，头痛、失眠、疲倦、流鼻血、呼吸困难，有的还会引发高原肺水肿、高原脑水肿。尽管孔书记有军人的“底子”，但我看到，他仍然嘴唇发紫，走路气喘，时不时皱着眉头按自己的太阳穴。

当天晚上，我陪他从办公室拿着一沓文件往宿舍走，他气喘吁吁：“这高反（高原反应）弄得我像得了气管炎，肚子胀，头疼，脚下像踩着棉花。”

那时的县委、县政府大院在岗巴雪村村头的一个大院里，有十几间房子、几十个人和几匹马。孔书记的宿舍是大院后面的一间土坯房，一桌一床，外加一个取暖烧水的柴炉。门外，是一棵两米高的杨树。在岗巴，杨树的成活率极低，一般能长到这么高要十年以上，像这么高大的杨树在县城里也仅有一棵。

我点上炉火，倒了一杯水放在他桌上，说：“孔书记，请喝水。”

他说昨天夜里睡不着，躺在床上，瞪着两眼，看着屋顶，明明已经困得头疼，可是偏偏睡不着，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失眠了，干脆不睡了，起来看材料。我看到他正在看一份岗巴概况的材料。看着看着，他眉宇间聚起了疙瘩。

我又提醒他：“孔书记，请注意高反，要多喝水。”

他抬头看着我说：“好，谢谢。想给你提个要求，以后咱们是岗巴的战友、同事了，咱俩在一起不用叫孔书记，叫我老孔，也不用‘请’字，听起来也舒服。”说着，他把材料递给了我。

这份材料是1979年初统计的：岗巴有5000人，农牧民以放牧牛羊、种植青稞为主，靠天吃饭。由于海拔高、热量少、自然灾害频繁以及土质差、土层薄等不利条件，丰歉无常。

我看到下面这一段文字被孔书记用笔画了重重的线：1962年岗巴县建立后，对全县贫困农牧民实施社会救济，保障其基本生活。在救济方法上采取群众评议、乡政府定案报区政府批准的方法，主要救济老、弱、孤、寡等户。1962年，救济26户36人，发放救济粮758公斤、砖茶14块。1963年，救济22户31人，发放救济粮658公斤、砖茶10 块。1978年，县革命委员会拨款1.1万元，购买藏被30床，解决部分社员生活上的困难。1979年，救济贫困户101户526人。

最后一句的末尾，他加了三个问号、三个感叹号，写了一句话：“全县受救济人数占十分之一以上。”

我抬眼看着他说：“领到救济的526人，领不到救济但也吃不饱饭的要上千人，能占全县五分之一吧。”

他听后长叹口气：“阿旺，咱到农牧民家里走走吧，先摸摸情况再说……”他说这话时语速快，攥紧的拳头，松开，再攥紧，身子有些发抖。

我说：“进村入户，哪儿那么简单？县里没有车，只有几匹马，近的步行，远的得骑马。”

他让我明天教他骑马。我说：“骑马？不行不行，你目前还有高反，适应一段时间也不迟，骑马可不是件容易事儿。”他说他当过兵，啥都能扛过去。

我试探着问：“孔书记，你咋会来岗巴？”他蹲在柴炉前，往炉膛里添了几根柴，看着红亮亮的炉火说：“阿旺，又来了，叫我老孔。”

断断续续地，孔书记给我讲了他的身世。他排行老三，前面有两个哥哥，父母是农民，朴实厚道。他家里穷，两个哥哥都没上过学，后来父亲咬咬牙，送他去上了学。17岁时他到济南当了兵，在班里第一个入党，服役8年，连续6年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，获得特等射手称号。1964年，他被评为济南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，同年10月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。从部队复员当了3年工人，因为文字材料写得好，被抽调到聊城地委搞宣传，当了地革委宣传部副部长后，国家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，他主动报了名。

他还告诉了我一件进藏途中发生的意外。

他和15名聊城籍援藏干部踏上西行的列车。后来又乘客车，车到唐古拉山口以东的五道梁时，在荒无人烟的半山腰抛了锚。所有人突然之间都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，在低于-20℃的严寒中，一位同行的援藏干部瘫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，生命堪忧。尽管孔书记也产生了高反，但他当过兵，受过严格的应急训练，再说了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党的干部，就应该冲在前面。于是，他强忍不适背起这位干部，艰难地向一公里外的兵站一步步挪去。到了兵站，他又陪这位干部输氧、输液。

孔繁森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，报到后，日喀则地委一位领导听到他救人的故事，很受感动，专门找他谈话，说目前岗巴县缺一个县委副书记，征求他意见，是否愿意去岗巴。孔繁森说一切听从指挥。那位领导又问他，岗巴海拔4700米以上，气候恶劣，自然条件极差，是有名的穷县，你不怕？他回答：“既然来了，有啥可怕的？！服从组织分配。”

他说，领导找他谈话那天他刚理过发，显得意气风发。日喀则地委最后研究决定，让他来到岗巴。

我问他，到这么远的地方想不想家？

他说，当然想家。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近八旬的老娘、体弱多病的妻子，还有三个孩子。孩子最大的7岁，最小的只有3岁。临行前，他悄悄来到老母亲面前说：“娘，儿要出远门了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”娘说：“咱是公家的人，公家有事让咱去，咱就去！”

出发那天，他跪下给老娘磕了一个头，逃也似的夺门而出……讲到这里，我看到他眼里含了泪。

我静静地看着炉膛里的火。火苗在炉中窜来窜去，一团团，一簇簇。

过一会儿，他突然问我：“阿旺，你说，这里的农牧民渴望的好日子该是什么样儿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是牛羊成群，不愁吃喝，娶妻生子，还有，唱着歌骑马奔驰。”我随口唱起了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。

他说：“歌里唱的就是农牧民们渴望的好日子，好光景。真好，真好！共产党能领着农奴翻身，就能领着牧民致富！”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跟那眼睛对视，就忘不了。那眼神像火炭，发烫。

我听县委负责接待的人说，那天接援藏干部，县里派了一辆吉普，一辆大解放。这些干部中孔书记是职位最高的，他却安排年龄比他大、高反比他重的同志上了吉普车和大解放的驾驶室，自己则爬到敞篷车厢里。当时没有柏油路，到了岗巴，孔书记已经被风沙吹得看不清模样了。

哦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！我对这个“老孔”有了那么一点点亲近感，但心里还是有点儿隔阂。他大老远从山东来这儿，图个啥呢？云再高也在太阳底下，月光再亮也晒不干牛粪。我得看实的，看真的。

他说，工作上咱是上下级，平时就是朋友、兄弟。可我想，上下级怎么能变成朋友、兄弟呢？不可能的事儿啊。再说，交朋友也不是说说就行的，买马要看口齿，交朋友要先摸摸心底。要知雪山高低，就得爬上去；要知朋友心地，就得长期相处。

我自言自语，孔书记，不，“老……孔”！不！还是叫“孔书记”！不不，要是朋友就叫“老孔”。

“老……孔！”

未完待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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