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读：作者作为资深报人，见证了报业从“铅与火的时代”进入“数字化时代”的数十年发展嬗变。这篇细节丰沛、情感饱满的怀旧之作，借“铅字”这一物象，从黑白的记忆中钩沉出那个时代最生动的色彩。

对于铅字的回忆，本是尘封在记忆深处的，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位作家朋友的散文，才被钩沉出来。原来我对于铅字的回想，竟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。那位作家的散文，写出了作品变成铅字之后，一种激动与幸福的感觉，以及读者对文学报刊的尊崇，我深有同感。若再深入一层，我在一家新闻单位干过排字工种，还亲眼见到自己的一首诗歌被排成铅字发表出来，这种经历不会是人人都有的吧。

我从中学时期喜欢上了写作并尝试投稿。那时，天津人民出版社有一本期刊叫《革命接班人》，里面有几个页码的文艺作品，是专门面向中小学生的，我曾拿着自己的习作送到编辑部，接待我的负责人，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稍后，我受电台广播小说的启发，在废旧牛皮纸装订的草稿本上写了一篇小说，大约有两万多字，是仿照中篇小说架构完成的，内容是写一个小学女生练习体操，被体校录取后迅速成长，以骄人的成绩为国家争得了荣誉。

再后来，我利用学工劳动的间隙，写出了几十首诗歌，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在雪莲纸上，装订成一册手抄本诗集，起名《火红的战旗》。这些学生时代的写作，虽然是奔着发表去的，却最终都未能转化成为铅字刊印在出版物上。不过我早早就立下了心志，努力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。正是那本钢笔字抄写的诗集，给了我难得的机遇，班主任老师向到学校招工的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特别举荐了我，说他的这个学生喜欢写诗，并且有“作品”。

后来，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我还为此被叫到学校做过一次特殊的面试。之前我不知内情，当我接到分配通知，得知自己被分到天津日报社工作，内心是怎样一种兴奋。如果我没有那样一册“诗集”，班主任老师也不会那样有底气。

到天津日报社报到的日子，是一个刻印在心底的时间：一九七五年金秋十月。我穿上的确良绿军衣(当时的逛衣)，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鞍山道上的天津日报社行政楼，到人事处办理了相关手续，正式走进了这家市委机关报。经过一周时间的集中学习，我们这批共九名学生，被分到了除编辑部之外的不同车间。

若干年之后，我才听说，负责我们入职学习的报社宣传科科长，曾拿着我那本所谓的诗集，向其他学生表扬我的写作，还说我的钢笔字写得如何好。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晓。

随着其他三个新同事，迈进了我人生的一片新天地——报社排字车间，对外也称“排字股”，对内叫“排字房”。排字车间在办公楼的第二层，宽大明亮。一踏进车间，我立时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，我从没有进入过如此整齐划一的工作场所，满车间没有别的，都是铅字，简直就是一座铅字的森林啊!我愕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随着车间主任的引领，穿过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铅字架子，就像置身于一座奇妙的宫殿。

待将整个车间转过一遍，我突然心生奇幻，感觉这排字车间充满了奥秘，吸引着你用全身心去探寻，只要你有兴趣。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，让我喜欢上了这里，并与铅字产生了某种亲近感。排字车间特有的气息让人闻过不忘，连同紧邻的铸字车间，不断有机器声与烟火味传送过来，这种嗅觉一直留存在我年轻的记忆里。

我对铅字的熟知，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，只是我当时还不了解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办史，不知晓曾从《天津日报》走出去那么多新中国新闻史上的名人，特别是文艺副刊的创办者，郭小川、方纪、孙犁。

想当初，我们懵懵懂懂地进到了新单位，身边的同事都统称为师傅，既有时代特征，也代表了一种尊重，正是因了这样的师傅们帮教，我们才逐渐形成了感知。

进入排字车间后，我们这四个新学徒，统一由一位李姓师傅带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位李师傅始终热情、和蔼，说话和和气气，从未跟我们发过脾气，不知道是不是车间领导跟他有过什么交代。他身量不高，干活时就系上围裙、戴上套袖，还要架一副白框眼镜，显得有城府又有学问。是这样的，排字工人大都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，否则怎么能胜任印报、出版的工作呢!

李师傅给我们介绍车间情况，事无巨细，如数家珍，好像整个排字车间的情况都装在他脑子里。我们跟着这样的师傅学徒，感到心安和踏实。他特意领着我们站到铅字架子跟前，具体讲解排字工作的要求和要领，听着他的传授、看着他亲身示范，我们特别感动。应该说，出了学校门，我们就踏进了报社门，也即迈向了人生与社会。李师傅就是我们入门的老师，四个大小伙子每个人都比他高出一个头，围绕在他的身边，好像我们不是他的学徒，倒像是他听话的孩子一样。

初次站到铅字架子面前，我感到一头雾水。这一面墙似的铅字架子，有一人多高，上面的铅字是如何排序的?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?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够熟悉它们?李师傅看出我们面露难色，便指着铅字架子说道，你们不用紧张，车间里的这些铅字架子都是统一的，现在报纸上的文章正文，用的就是这种五号白体字，10.5磅(后来报纸多次改版，字号多有变化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容量)。还另有拼版时要用的标题字，也分字体和字号，与难检字一起在车间后面的架子上。现在，你们就尽快熟悉字盘里的字吧，争取能够早一天上岗排稿。

接下来，就看我们个人的努力了。每天一上班，我就站在铅字架子前“相面”，上下左右反复地看、念、记，恨不能只用一天时间，就把架子上铅字的位置全部记牢背熟。当然，光着急是不行的，要把心踏下来学。感觉到疲惫的时候，我就借着琢磨铅字架子解乏，发现这一个个铅字堆积起来很有分量，所以铅字架子都是呈A字形摆放，使之能够均匀受力，它们一排排整齐划一地伸向车间深处。

每副铅字架子都是由十五个规整的方形木盘组成，上面六个，下面九个，中间是标点符号，有两寸宽的探出部分放置铅条及排字用的手托；木盘里排列有大小不一的竖格，铅字就根据字的标识装在里面；这样的铅字架子一溜三组，成若干趟，便于前后左右都能排字;除了常用字的铅字架子，还有黑体、楷体等的字架子，以及用于制作标题的各种字号、字体的架子，如小初号、大初号，宋体、牟体，等等，包括拼版时必用的种类繁多的铅条……每天上班八小时，我就在这铅字的海洋里遨游。

背了几天的铅字架子，基本记住了常用字的大概位置，这十五个字盘里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一个铅字，它们不是按照偏旁部首排列，也不是以汉语拼音为序，而是将使用频率高的字和词，放置在字架子的上方，伸手可及，这些常用字的字格也略大，用得多，里面装的字也就多，而不常用的字就相对少些，单独放在十六个字盘的右侧，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。这样，就只能靠着死记硬背，才能记熟架子上铅字的位置。我们几个人也会互相考问，看谁能记得更多、更熟练。虽然还不能指哪打哪，但磕磕绊绊地也能记得一些字时，我就在心里编几句话当稿子，试着去拣字，致使兴趣大增。

看到我们这样用功，有一天，李师傅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试着排一排稿了，看看自己拣字的熟练程度、时间快慢。于是，我们学着师傅们的样子，像模像样地拿起手托，走向铅字架子。那时报纸的铅字排版都是按栏数划分，一块整版分为九栏宽，每栏十三个字，栏与栏之间有一个字的腰栏，所有预发稿件统一按两栏文发排，拼版时再根据编辑版式变化栏数。有意思的是，仅有一寸来高的铅字上面，都有一个小凹槽，排字时只需对齐了这个凹槽，就不会出现歪字、倒字的情况。排稿前，这样的常识都是要知道的。我用左手握住手托，里面放上两栏宽的铅条，食指和中指夹着稿纸，腾出右手去拣字，一般都是看一眼稿，拣几个字，看多了怕记不住，还容易有误，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。

师傅们可不是这样，他们经验丰富，快手每小时可排三千多字，看稿和拣字几乎是同步进行，有的师傅甚至手里同时能捏四个单字，排字速度奇快。初次展示身手，显得有些手忙脚乱，我举着手托、夹着稿纸，两只眼睛不够用的，一会儿低头看看稿子，一会儿又仰脸瞧瞧铅字架子，既怕看错稿、串了行，又怕拿错了铅字，遇到一时找不着的字，就在字盘上面来回睃巡，心里一起急，就更是找不到要找的字，只好去请教师傅。一张三百字的稿纸，停停顿顿地排下来，根本无法计算时间，就当是一次实战练兵吧。

慢慢地，我终于能够独立排稿了，几乎每排一篇稿件，都需要仰脖弯腰、前后转身，但即使这样，仍免不了发生稿子看花眼了、手托里排好的铅字乱了、往盘里掐活儿时铅字撒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再重新排过。就这样，经过反反复复无数次的练习、操作，李师傅才点头答应，让我们上岗顶班了。

每天的预发稿很多，老也排不完似的，编辑部总是喜欢多发稿，长期停用的稿件也是有的。排稿多了，质量就成了关键，排好的稿子用墨滚儿打出小样，连同原稿一起送至校对组，排字车间的楼上就是校对组，在房顶开凿出一个小方洞，安装上一副升降滑轮，将打出的初校样子装进小铁桶，上下传递起来非常便利。

稿子是排出来了，质量如何?在每份打出的小样上面，都印有排字者的姓氏，如果小样回来时变成大花脸，满是红笔画出来的差错，那是很丢颜面的。庆幸的是，我的排字速度、差错率，从一开始就都是比较好的，老师傅们拼版时，喜欢用这样的稿子，不需要怎么改错就可以直接拼版。排字师傅们的口碑，为我以后的工作赢得了赞誉。

排字车间的工作实行两班倒，白天要排预发稿和完成预拼版，夜班则主要是为了当天见报的版面，每天都在强调提早出版时间，所以夜班师傅都是个顶个儿的好技术。一九七五年的冬天，车间通知我开始上夜班了，我像领到了新任务一样地兴奋，这是仅仅熟悉排字工作的两个月之后。

夜班是上夜间十二点整，单位里没有集体宿舍，我只好十一点半从家里骑车出来，一路夜行，街道上寒风袭人，常有野猫、野狗蹿出，我从无惧色，更加快速地骑行。我没有上夜班的经验，总是晚上睡一会儿觉再起床上班。排字车间的夜班是实打实的，待排稿、拼版工作完成，当天的几块版全部签完付印，我们还要分字，就是将排空的字架子重新填满，以备白班时便于工作，并将轧完纸型的铅字版拆散，标题字放回字盘里可以再用，正文用的五号字送回铸字车间回炉。此时，已经是凌晨了，天光大亮，在铅字架子之间来回穿行了一整宿，两条腿的腿肚子感到了酸胀感，好在我那时年轻，感觉不到什么疲惫。我和师傅们结伴去对过院里的食堂吃早餐，那时“铅作业”每天有四角钱的营养补贴，照例是要喝一杯牛奶。我从单位回到家里刚好八点钟，家人都去上班了，我正好睡觉。

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。这一年，经历了一些国内大事件，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年份。周总理、朱德、毛主席先后病逝，人们的心情无比悲伤，新闻单位肩负着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，排字车间是出报的重中之重，又是极敏感的工作区域，不容有任何闪失。那一时期的排字车间，师傅们仿佛都置身在无尽的哀痛之中，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本职工作，避免出现任何纰漏。

每当有了重大新闻，车间里就会及时做出部署，师傅们都是从白天就开始紧张工作，全力以赴。我记得清楚，有几位公认的技术最好的王、郑、冯等几位师傅，每次头版的重大新闻，他们好像都轮流“主拼”，大家均以他们为中心组版，协调有序。

有一次，车间接到紧急任务，赶拼一块转天见报的整版新闻，这块版需要制作通栏标题，肩题、主题、副题加起来多达好几行，这类通栏标题的字号也大，厚度起码要有多半尺，做题的难度很大。在操作台前，王姓师傅将通栏标题一丝不苟地调整好，试了试，一双手刚好能够抓起来，他稍加用力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便知道做好的标题已稳稳地装进了版心里，这一声重重的脆响，使大家悬空的心瞬间落了下来，关键时刻还是老师傅，还要靠过硬的技术。

后来，我经常听人称呼王姓师傅为“万能”，这其中有多少含义我说不清，但仅就技术、认真和工作态度，我是认可这样的称呼的。我也慢慢看到了，这种铅字通栏标题，不同于锌版标题的制作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，多一根铅条都装不进去，少一根铅条便会在版里晃荡，还有可能错位或乱行。

另有一位极细心的李姓师傅，每每签好付印的铅版在上轮转机前，他都要用特制的T字形钥匙锁紧版心，然后横竖吊线般地检查，就怕影响印刷质量。如此高超的技术能力，着实令人羡慕。车间里的每个职工，都是党报的成员，报纸上的一个标点、一个字、一篇稿，直至每块版面，都洒有排字师傅们的辛勤汗水，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新人，为此而怀有一种荣誉感。

一天早晨我下了夜班，将当天的《天津日报》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，这天的报纸一版刊有朱德委员长逝世的重要消息，在停车等红灯时，路人纷纷向我行注目礼，似乎在问：报纸这么早就印刷出来了?

特别难忘的还有唐山大地震。地震当天我是白班，车间里的震况我没有经历，听说铅字架子震损得不多，基本没有影响后来的正常工作。震后转天我去上班，马路上已满是砖头瓦块，路面阻塞，自行车都难以骑行了。报社行政院里的楼尖顶掉了下来，深深地斜插进地面。这里曾是一所名人府邸，称作张园，现今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。报社办公楼的第五层原只是一个帽顶，起着装饰作用，地震后成了危顶，砸掉后便名副其实地成为四层楼的报馆。

排字车间里有位孙姓师傅，爱好写诗，被称为“工人诗人”。我关注他，发现他的诗就是写在废旧的新闻纸上，字体很大，每有重大活动，比如抗震救灾等，他都会写诗参与，写好后就交给来发稿的文艺组编辑。这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也想要像他那样写诗投稿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举国欢庆。我利用晚上时间赶写了一首诗歌，用稿纸抄写出来，上班时，就送到了编辑部文艺组。当时，报社办公楼因震后有危情，编辑部便临时搬到相邻的一所中学办公，我将诗稿交给了文艺组的哪位编辑，现在已然记不得了，但那是我的第一次给报纸投稿，那首诗歌是否能够发表，却成了我的心病，天天惦记着文艺组发排的稿件中，会不会有我的那首诗。

没过几天，我在文艺副刊的预拼版里，赫然发现了自己的那首诗，我抑制住心脏的急跳，快速地读过一遍，又看了看署名，心里无比高兴。这首只有四节、十六行的小诗，如愿以铅字形式出现，其意义非同寻常。那时候，我已经关注报纸的文艺副刊了，排过文艺类的稿子、拼过文艺副刊的版面，知晓了一些经常见报作者的名字和作品，我向往这块园地。这期文艺副刊版很快就签付印了，然后是轧纸型、上机器印刷……我目睹了这首诗歌见报的全过程。多少年过去，那首铅排的小诗，还总是在眼前浮现，闪着铅字所特有的光晕和墨香。

冬天时，我被从排字车间抽调出来，加入报社组织的抢修队，跟随理论部一位正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编辑，去修缮一处报社职工宿舍，这种活我们都没有干过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每天穿好工作服、戴上安全帽，登高爬梯、搬砖递灰、绑扎钢筋……后又跟随广告处一位同志，到行政院的后院去倒腾燃煤堆，今天运进，明天拉出，一直干到当年年底。

一九七七年元旦过后，我回到排字房上班。刚走进车间，车间主任就迎住我说：小宋，你去一趟人事处吧。我即刻来到了行政办公院，此时，整个院落里已经建起了若干排临建棚，我找到挂有人事处牌子的简易小房，推门进去，向一位老同志打招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位老同志即是人事处处长张启明，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进城干部。他笑着对我说：好啊，小宋同志，你被调到文艺组工作了，现在就去那里报到吧。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有些木讷，又有些紧张，还有一些激动，但张启明同志那张和蔼的笑脸，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喜爱文学，尤爱诗歌，能够到报社文艺组工作，曾经是我的梦想。

那天报到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文艺组组长王干之，这位从报社编委岗位上离休的老编辑，至今仍然健在，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了。我当年的那首诗歌，就是由他签发的吧。那天，他介绍了文艺组的情况，让我多读书、多向老同志学习。他还特别提到了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的创办者孙犁，问我是否读过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。

我非常敬重这位王组长，看到他每日伏案看稿、改稿，有时也写随笔和诗歌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儿童小说。我还知道他曾和孙犁一起工作过，同住在一处报社宿舍。很多年过后，当我主持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副刊工作后，每到春节都去看望他，还专门约请这位老主任写过怀念孙犁的文章。这些都是后话。

到文艺组报到后的当天下午，我回到了排字车间，向师傅们告别，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我看出了不舍和羡慕，我感谢这些曾经带过我的工人师傅，虽然仅有一位师傅是专门负责带我的，但工作中有了问题，无论问到哪位师傅，他们都是毫无保留地传授，让我这个学徒难忘春风。随后，我走到那副自己经常排字的架子前，抚摸着整齐的字架子，浏览着字盘上已经相当熟悉的铅字，心里不禁升起留恋的情愫。在更衣室，我取下工作服，将套袖卷起来，关上了衣橱门。

遗憾的是，我没有从车间取走一个手托、一把镊子、一把字尺。我想，我没有带走任何一件物品，是想把自己对这段生活的念想留在这里吧。我进入报社排字车间的时间不长，既没有拜师，也就没有出师一说。后来才知晓，报社是想从我们这届学生中，继续培养自己的编辑记者。上一届招工之后，就选拔出几个表现突出的苗子调进了编辑部，我们这届招工仍然如此，先分在车间，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整个的印刷流程。可在当时，我哪里会知道报社领导的意图啊，只能无条件服从调动。

虽然调离了排字车间，但编辑工作却离不开排字工种，除了平日与排字师傅们打头碰面，拼版时还是要去排字车间的。我当了文艺编辑后，就经常拿着画好版式的小黑板去拼版。在排字车间，我对师傅们自然会有一种亲切感，有些活儿我还帮着一起干：有的文章出现顶头点，我就抢着换成对开标点;改错时，我先到铅字架子上去拿好字，尽量不让师傅来回跑;版面拼好了，我主动准备好墨滚儿和纸张打样子……每次画版式时，我尤其认真仔细，在小样上精准计算，我知道如若字数计算不准，就会给师傅带来麻烦，还会耽误拼版时间。铅字印刷时期的报纸，讲究合栏合行，差一点都不行。

当年，华北五报(《天津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河北日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内蒙古日报》)定期举办报纸质量评比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用尺子量报纸版面，有对不上行的情况便会减分。在后来改用计算机拼版时，年轻的操作者不再顾忌什么栏的概念，想怎么走文就怎么走文，编辑也无须提前画好版式，只需告知拼版者一个大概就可以了。

我对铅字的怀想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就只能借助于旧报纸所散发出的油墨香了。灾情后期，排字车间从办公楼里搬到马路对过的搪瓷厂原址，原先的排字车间还是因为地震受到了影响，从此便再也没有搬回，被我视作铅字森林的奥秘之所消失了，永远找不回那种魂牵梦萦的感觉了。

我的师傅们也开始先后退休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，从来没有指责或批评过我们，他们大都有热情，有急活时都是抢着上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架子之间都是穿梭的身影，师傅们排字都有自己专用的手托，最普通的是木质的，不如金属的得心应手，最讲究的是黄铜质地的。一篇急稿往往被分开来排，大家分散在各自的架区间，金属手托里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嗒声，那是熟练的排字师傅在排稿时的习惯动作，铅字随着拇指的带动而跳跃，在万家灯火的静夜里，很像是某种乐器在弹拨奏鸣曲，动听极了……当我回忆起这个细节的时候，耳边似又响起那熟悉的铅字声，手指也感应似的在微微点动，当年那情景真的让人动情。

排字车间给了我最初的劳动之乐，有了认真、仔细、严谨的概念。排字车间是报纸出版的第一道工序，差错有时就是从排字到校对再到付印一路下来的，如果从排字就干净无误，那么出错率就会降低很多。在那个时期，有些敏感的字词、政治术语、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等，都是连铸在一起的，就为了避免出错，排字时倒也很方便，一伸手就是好几个字。

报社主管的《文艺增刊》，就曾将一位元帅的名字排错一个字，那期杂志被全部收回，粘贴上正确的文字后再发行出去，虽然费时费力，但避免了负面影响。错植、误植铅字都是非常危险的，白纸黑字就是证据。排字车间与铸字车间是姊妹车间，它们的位置就如同房屋的里外间，我经常到铸字车间去，联系铸字之事。有一次，铸字工人推着一车新铸好的铅字，刚进排字车间，不知何故，沉重的手推车歪斜了一下，倾倒出了小半车的铅字。新铸好的铅字都是装在特制的木盒里，一字一盒，撒出来的新铅字堆在地上，银光闪烁，却是不能再收回去了，万一有一个半个的铅字放错了，就极容易拣错字，没办法，对生产隐患不能有丝毫的含糊，只好将撒落的铅字铲起来重新回炉。

时常会想到，战争年代条件异常艰苦，印刷出版都是刻版油印，像孙犁前辈编辑《冀中一日》时，就是将二百多篇稿子油印出版，选好一篇刻写一篇，编成了四集，约三十万字。孙犁将看稿心得写成《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》一书，油印了一千本。孙犁说：“在那种条件下，这本小书的印刷，简直是一个奇迹，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，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，每一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……”油印工作被孙犁看得如此神圣，以至于用了这样带有感情的文字来描述。

从油印到铅印已是属于先进技术，但数字印刷又急速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，这是人类生活的进步。我还忆起，在排字车间时，稿件中如遇到疑难字或异体字，便没有字模子，也就无法铸造出铅字。这样，排字车间就专门配有三位刻字师傅，两位盯夜班，一位上正常班，遇有偏僻字就请刻字师傅操刀刻字，刻刀刻出的字也是反字，这就要求熟悉字体、字形，还要刀工娴熟，特别是在夜班，不能延误拼版时间。

我有时喜欢到刻字师傅的那个小工作间观摩，在灯下看师傅的刀法，心里曾揣摩：以刻字师傅的工作性质、意义，是够得上“铅字工匠”之称吧。大约是在一九九〇年，《天津日报》终于告别了四十余年的铅与火，改铅字印刷为胶版印刷，排字车间宣告解散，那些具有纯熟技艺的老排字工人，全部解甲归田，报社成立了计算机操作的激光照排车间，将党报印刷出版提升到一个新水平。我有幸经历了铅字和数字两个印刷时期，经历了新旧交替的转型期。可遗憾的是，关于铅字的记载，文字的与图片的均告阙如。

当年，我还曾建议撰写一部天津日报社社史，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办、成长及发展，都可称为中共党史的一部分，但后来终因多种原因而未能如愿，像老报人口述史这样的宝贵史料，也没有及时留存下来，甚是可惜。当今天的年轻的副刊编辑，在电脑上设计自己的文艺版面时，是否会想到他们的老同事们，曾经是与铅字打交道，提着用粉笔画好版式的小黑板，去排字车间拼版呢?

我是忘不了的，过去、现在忘不了，将来也是不会忘记的。铅字带给我的是一种缘分，记忆得那么牢靠、那么清晰，那么有烟火味。在人生的长途上，有关铅字的记忆，已经像刻刀一般地刻印在了脑海里。不久前，在报社退休群里，得悉又一位老排字师傅去世了，令人伤感。这位卢姓师傅曾任排字车间副主任，当过骑兵，双腿有些O字形，他文化程度不高，工作却很认真，行止都是军人作风，雷厉风行。有一段时间，每天下班后都要政治学习，都是他组织大家念报纸、读文件，极是负责。像他一样的老排字师傅，都是对党报的新闻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，他们的相继离去，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，更是后辈心中永远的痛。

像铅字这样微小的物什，在我的工作经历中，实际只出现过短暂的一年多时间，今天能够重新回到眼前，确是一件幸事，别具意味。那是青春的时光，青春的年龄，青春的向往，它们在生命的记忆里，属于闪光的时间段，哪怕仅是留有一点点记忆，都是无比珍贵的。人生中，毕竟流失得太多，像这样零散、细碎的回忆，如果不是偶然间被钩沉出来，恐怕真的就会遗忘掉了。如今，这些近五十年前的记忆，哪怕是有些许的模糊、误记，也仍然让我感到热血升腾，倘若能从中找到几组镜头，穿越回到那些画面里，无疑便是生命中最生动的色彩了。

宋曙光

高级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原《天津日报》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。著有诗集《迟献的素馨花》《穿越时空的情感》，散文集《忆前辈孙犁》，策划、主编“我与孙犁”丛书。所编发和创作的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、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、天津市新闻奖、全国冰心散文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