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人：郎剑锋，山大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

　　两片带字的卜甲竟然拼到了一起

　　大辛庄遗址，对我而言意义不同一般。当我还是山大的本科生时，就在大辛庄遗址实习工地亲手挖出了带有甲骨文的卜甲，后来我又多次参加大辛庄遗址的发掘，到2014年成为执行领队，从求学到教学，这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也见证了山大考古学科的发展。

　　大辛庄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当时，齐鲁大学的外籍学者林仰山对中国古代文明情有独钟，不止一次在胶济铁路沿线做考古调查。关于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成果，他曾发表过专门报告。

　　1984年秋，山大历史系考古专业、省考古所和济南市博物馆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过试掘，初步探明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序列。

　　为了进一步了解大辛庄遗址的文化性质，2003年春天，山东大学、省考古所和济南市考古所联合进行了又一次发掘。

　　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考古逐渐往精细发掘方向发展，早年发掘一般是10米×10米或5米×5米大小的探方。2003年以后，我们开的是4米×4米的探方，这样每个探方的工作量减少很多，一方面降低了学生操作的难度，另一方面发掘工作也可以做得更加精细。

　　那年春天，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田野考古，并收获了终生难忘的惊喜。

　　纸上得来终觉浅。在课堂上老师讲得很明白的知识，到现场却发现和实际操作差距很大。比如区分土质、土色，真正到探方中才发现，那些貌似浅显的知识，需要特别用心去体会、观察才行。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刮面，才能仔细分辨出土壤硬度和颜色的差别。对初学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浅褐色、浅黄褐色、黄褐色，这些土色其实都很接近。同学们经常开玩笑说，一到探方脑子里就一片空白，老师讲的区别好像不存在了。

　　2003年3月份，我在探方内发现了甲骨文，当时的那种兴奋，是过后很久才反应过来的。

　　其实我们实习的工地经常能发现卜骨或卜甲，但都没有文字。每挖到一片卜甲，我们总希望上面能有字。当时领队老师是山大历史文化学院的方辉教授。我们每次发现像字的卜甲、卜骨，都会兴奋地去找方老师“鉴宝”，但每回他都告诉我们不是，渐渐地，那种兴奋劲儿便消退了。

　　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活动面（当时人们活动的一个面，现在看有可能是一条路或者一座房屋的一部分）发现了一片卜甲，我怀疑有字，虽然并没有抱多大希望，但还是再次向方老师求证。没想到，这一次老师竟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。太出乎意料了，我当时忍不住兴奋地喊了出来。

　　巧的是，我隔壁探方的一位同学也发现了一片带字的卜甲。大家都兴奋极了，当晚方老师还请大家吃了顿大餐庆祝了一下。晚上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拼对，结果这两片卜甲竟然拼到了一起，组成了差不多一整块的龟腹甲。我直到现在都记得，当时方老师开玩笑说，这一版算很完整了，但是总数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拼到一起了。

　　这些甲骨文在字形和字体上与殷墟同属一个系统，没有很大差别，说明这还是商文化的一部分。上面有关占卜的文字，如“御四母，彘、豖、豕、豕。弜（勿）御”，大意是正卜说祭祀四位母亲，分别用野猪、阉猪或家猪，反卜说不进行这样的祭祀。

　　商代甲骨文过去只出土于安阳殷墟和郑州商代都城遗址，其中后者属于习刻。因此，大辛庄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是殷墟以外首次发现的商代卜辞，这是甲骨文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发现。它说明，大辛庄遗址是商代东方的一处中心性聚落。

　　作为一名刚刚接触田野考古的学生，除了发现甲骨文的惊喜，更多的印象是每天埋头在探方内一遍遍地刮面，挖出最多的是各时期的陶片，下工时用袋子装好扛回驻地。随着天气渐暖，春暖花开，周围菜地里也一片生机盎然。每天走在田埂上，常常想起一句话：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晚饭后，同学们整理完资料，常常三五成群在田间散步闲聊，人生理想无所不谈。数月的发掘让我们有些疲乏，但当时恰逢非典时期，能在田间野外有这样一段恣意潇洒的青春，让人终生难忘。

　　大鼎和一些兵器暗示墓主人身份

　　2009年、2010年我又再次参与了大辛庄遗址的发掘，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收获。

　　2010年上半年，山大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大辛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高等级贵族墓，我们编号为M139。

　　由于墓中铜器暴露很早，所处位置又在路边，考虑到文物安全，我们挂着灯连夜紧急清理墓葬。看到出土的文物又多又大又漂亮，大家抑制不住兴奋，不知疲倦地积极参与，感受这份光荣。

　　考虑到安全，墓葬提取清理完后，我们赶紧把出土的文物直接运走。这座墓葬有三米多长、两米多宽，使用了多重棺椁，虽然被盗过已不完整，但还是发现了14件青铜器、玉石器以及金箔等重要遗物。

　　最大的鼎高50多厘米，这应该是山东同时期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鼎。这件鼎的纹路布满整个器身，它的一些形制特征可以进一步定位年代。引人注目的是，中商文化及稍晚时期，在商文化中心及周边地区可以见到一大批这类大鼎，这些鼎的形制特征近似：上腹饰一周兽面纹，截锥形足上部内空，足外上部有的用“C”形角的兽面纹以及扉棱装饰。

　　这些都反映了墓主人具有很高的社会等级。墓主人究竟是谁呢？我们在墓中发现了一件很大很厚重的铜钺，此外还出土了其他一些兵器，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军事长官。

　　2003年，我们还在发掘的墓葬区北边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，这座建筑带有回廊结构，一看就是高等级的高台式建筑，由于破坏比较厉害，我们无法搞清楚这究竟是官署、宫殿还是宗庙。总体来说，和墓葬匹配的高等级建筑遗存还是少，如此不对等也给我们留下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，等待进一步细致发掘。目前大辛庄遗址已经发掘了近三十万平方米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大体轮廓，但具体的功能区划，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。

　　零星的几块陶范提供铸铜的线索

　　2014年，我首次担任执行领队，带领学生在大辛庄遗址进行考古实习，肩上的责任明显加重了。一位前辈对我说，第一次带队，肯定焦头烂额。确实是这样，原来只是挖一个探方，而现在是要负责几十个探方，头绪特别多，除了业务之外，还要照顾好学生生活起居、保障安全。那时我感觉压力很大，基本上夜里一两点睡着，四五点就醒了。

　　2014年这次发掘，我们的目标很明确，有意识去寻找铸铜的地方。在商代，礼器、兵器是国之大事，所谓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无论是祭祀还是战争都需要青铜器。可见青铜冶铸是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，就像今天的核工业一样，是被严格控制的。找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进一步明确大辛庄遗址的地位。

　　但在具体发掘中，往往是旧的问题还没解决，又出现更多新的问题。

　　2003年，我们在遗址发现了一块陶范，这是古代制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具。2010年我们又找到了零星的几块范，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和铸铜有关的遗迹。到2014年我们进行了大面积勘探，发现了很多红烧土，这是被烧过的土，我们推测很有可能和铸铜有关系，就布上探方，结果发现了三五块陶范，但还是没找到集中铸铜的地方。而在这一年，我们发现了一座陶窑，相当于另外一个手工业部门。这座陶窑恰好在发掘区边缘，再往相邻区域延伸，是不是又能构成一个手工业作坊，目前尚未可知。

　　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陶范，联想到早年采集过一件铜鼎的残的鼎腿，里面还有范芯，这些线索组合起来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大辛庄遗址应该存在本地铸造青铜器的作坊。

　　再加上之前发现的文字和高等级墓葬，可知大辛庄遗址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，它是垄断性很强的政治经济部门，是鲁北地区的一个区域性中心，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镇。

　　大辛庄遗址所见证的，也是考古理念的不断进步。1984年发掘时，虽然也会采集一些比较大的动物骨骼，但不够系统。到了2003年，基本上所有的出土物，包括一些没有人工痕迹的石头、骨头，我们全部采集，还加入了植物考古等新兴科技考古手段。从过去只重视人工制品，到系统采集人工制品、自然标本，背后的学术目标也在不断变化，过去的研究重心在年代学、文化谱系的建立，而现在我们更想了解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。

　　同时，考古学也逐渐从象牙塔学科走向社会。2010年以后，每次社会公众参观考古工地，都有专业人员做适当讲解，这在1984年是很难想象的。前段时间，由方辉院长主持、专业师生全面参与的大辛庄省级遗址公园规划设计通过专家评审。可以想见，随着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投入使用，大辛庄遗址将会在公众考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使考古遗址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