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7·20孟子曰：“人不足与適也，政不足间也。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国君一时的用人不值得多加批评，一时的施政措施不值得去非议。只有大德之人能够去纠正君主偏差的思想（才是值得去做的）。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，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，君主正就没有人不正。只要君主端正了，国家就可以安定。”

孟子认为君主的用人、行政都是枝节问题、表面现象。而之所以产生如此用人、行政行为的内在思想，才是根本，才是源头。要解决君主用人、行政的偏差、错误，就要从大本大源上去用力，本源不解决，枝节上的用人、行政，解决起来将会改不胜改。今日改正了，却不能保证明日不会犯类似的错误。因此，孟子提倡“格君心之非”，这也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“为帝王师”的理想。孟子见梁惠王、说齐宣王、教滕文公，都是这一内在思路的体现。自孟子以后，历代的许多大儒都在做这件事，如董仲舒说汉武帝，朱熹教宋宁宗等。据史料记载，朱熹为宋宁宗“帝王师”，对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很少发言，每天都在“格君心之非”，不到两个月就被“解聘”，尽管受到挫折，但这一思路却并没有改变。一直到王阳明、曾国藩等都是如此。从客观的历史效果而言，做好对国君的教育，当然可以改善治理的水平，但仅仅如此却又不能说有多大作用。在传统的政治框架下，如何真正有好的治理，这是儒家一直都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。

7·21孟子曰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有意料不到的赞誉，有苛求完美的诋毁。”

孟子列举了两种情况，用以说明毁誉问题的复杂性。人们的毁誉未必都是客观的、真实的，这样就有了如何面对毁誉的问题。

首先是人们对别人的毁誉，像现在互联网上对一些人物的评价，爱之者赞不绝口，恨之者痛骂不已，十分对立。对此，我们就应想一想孟子的教导，不要因这些毁誉影响了自己对他人真实的判断。时刻要有自己的分析、鉴别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，要追一追誉及毁的原因，然后再有自己的客观评价。

其次是人们对自己的毁誉，这时更要有客观、冷静地分析，不能因别人的毁誉影响了自己的思想、行为和情绪。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毁誉，孟子的做法是只关心“求之在我者”，像个人的人格修养、道德行为等，这些自己想努力就可以得到。而别人的毁誉，则是“求之不在我者”，那么誉之不必喜，毁之不必哀，完全不因别人的毁誉而影响自己。西方古希腊哲学中的斯多葛派，对此的见解与孟子相似。后世总结了斯多葛派哲学的观点，叫作“控制二分法”，把人面对的事情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自己能控制的，一类是自己不能控制的。对于自己能控制的，自己就要加以努力；对于自己不能控制的，则要坦然接受，处之自然，不为心动。别人的毁誉，是别人的自由，是自己无法控制的，那么就随他去吧！这就是“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，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，有智慧区别以上两类事”。总之，面对别人对自己的毁誉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、保持自己的定力很重要。如果说这是从消极的一面说的个人修养，那么后来在延安整风时，毛泽东概括提出的“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，则是从积极的一面说的个人修养，表现得更加胸襟博大，更加昂扬向上，更有着蓬蓬勃勃的生命的力量。

7·22孟子曰：“人之易其言也，无责耳矣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一个人说话太随便，是因为他不必为此承担责任罢了。”

俗话说：站着说话不腰痛。说的就是孟子这句话的意思。因为不用承担责任，说的就会比唱的好听，随随便便、信口开河，从孟子时代到今天，代不乏人。

7·23孟子曰：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”

解：孟子说：“人的毛病就在于喜欢当别人的老师。”

喜欢当老师，则切断了自己进步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