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赵宗符

宪问篇第十四

14·1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
解：原宪问什么是耻辱。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出来做官领俸禄；国家政治黑暗，也出来做官领俸禄，这就是耻辱。”

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。在《泰伯篇第八》中他强调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表达的也是这个思想。一个人如果在政治清明时，却不能出来为国家服务，那么此人要么无能、要么自私，是可耻的；政治不清明，自己却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，升官发财，说明此人在同流合污，那么也是可耻的。作为一名有人格的官员，政治清明时，做官取俸禄，但当政治不清明时，就应对此坏政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不能为了俸禄而丧失自己的原则，为黑暗政治做事。

14·2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?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解：“好胜、自夸、怨恨、贪欲这四种毛病都能克制住，可以称得上仁德吗?”孔子回答说：“这算得上是难能可贵了，算不算仁德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孔子实际上是否定了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”可以称仁德。佛教讲三毒，为贪、嗔、痴。对应着儒家提出的人的四种毛病，贪与欲相当、嗔与怨相当、痴与克、伐相当，都是人极难克服的毛病，稍有放松，就可能犯病。能把这些毛病克制掉，确实难能可贵，也是人生修养有了极大进步。但孔子为什么又不认为其为仁德呢?因为克制住自己不犯某种毛病，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，这种消极行为对于一名推崇出世的佛教徒也许已经足够了，但对于一名儒者却远远不够。儒家强调入世精神，成为儒家所肯定的有仁德的人，不仅需要消极地不干什么，而且还需要积极地去干什么，要有所担当、入世践行，如“仁者爱人”。这样才会获孔子首肯。

14·3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解：孔子说：“知识分子如果追求安逸的生活，那么就不足以称作知识分子。”这是孔子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要求。他认为一名知识分子如果只是从个人躯壳上起意，追求个人的安逸和快乐，留恋着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，那么便不配称作知识分子。也就是说，一名知识分子在身、心之外，应该有更高远的精神追求，要有使命感、责任感，而非仅追求个人的一己之私利。这已成了儒家的传统，历来都这样要求一名知识分子。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批评阳明后学耿定向，说他一方面求田问舍，一方面又在那儿大讲良知，运用的就是孔子的这个思路，认为耿定向不足以称为一名知识分子，充其量是一名假道学而已。当然，在今天看来，这样评价一名知识分子也许有些苛刻，因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系统，毕竟有身、心、神三个层次，并不必须因精神层次而抹杀身、心两个层次。但孔子提出的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要求，还是颇有激励人的作用的。正如孟子所言：“壮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”，又怎能仅是“士而怀居”呢?

14·4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

解：如本篇第一节所言，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。在《泰伯篇》中他讲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在本篇的开头，他说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在这儿，孔子又说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言语正直，行为正直；国家政治黑暗，行为正直，言语谦逊。”这差不多同样的意思。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说，可见其对这一思想的重视。国家政治生态好，行为正直、言语正直，则会不断取得进步；而如果政治生态不好，行为正直，言语正直，不但会受到打击，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在此前提下，孔子要求行为上有底线，不同流合污，但言语上却要小心，不必过于激烈，该说点软话就说点软话，总之孔子是现实主义者，认为没必要因言语之争而丢了脑袋。这叫明哲保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