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州府花边曾经源流久远，是青州传统的花边抽纱工艺，它织工细腻、技艺精湛、图案美观、质量优良，是抽纱编织工艺品中的佼佼者，素有“抽纱之王”的美誉。在七十年代末，我的六七岁记忆中，母亲经常坐在屋子里或者我们迟家大院的门楼下织花。迟家大院是我们村里最大的一座院子，坐北朝南，大院又分为西院、北院和东院三个小院，里外相连，一共住着八户人家。有一个共同进出的大木门，连着大约有两间用茅草盖的门楼，门楼是雨天、晚上还有清闲的日子里，大家相聚的地方，也是女眷们在此织花、做女红之所。

据《益都县志》记载：19世纪末，编织业在民间已很普遍。“其中尤以花边、发网称著。产品远销欧、美、澳等地。”1900年，英籍的基督教传教士库尔德夫妇，从他的祖籍引进图样和原料，库尔德夫人传授技艺，由宋传典等三人集资，在青州创办德昌花边庄。后来，在益都县城里和宋王庄设立两处“栏干房”，负责分发原料、传授技艺。

母亲对我说她年轻的时候，是青州府花边厂里一名业务员，负责分发原料、传授技艺。她经常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，翻山越岭去各个山村里教那里的妇女织花、发工艺品原料和收取成品。

那时候，母亲没有自行车，只能靠步行去各村，有时候天晚了，就在好客的山民家里留宿。很多人围着她一声一声地叫着王老师，并拿出家里仅有的好东西，热情地招待这位年轻的“花边老师”。每当母亲说到这里，她的脸上都流露出幸福的样子。我想一定是当年那些朴实的村民和心灵手巧的妇女，给予她太多的爱，让她留恋在过去的回忆里。

母亲织花的时候，先在一辆纺车上，把每一个棒槌上缠满白白的棉线，每个光滑的小棒槌尾部拴着四个绿色或者酒红色的玻璃珠子。这种棒槌长约3寸，筷子般粗细，一头缠线，一头系几个色彩鲜艳的玻璃珠子。用多少棒槌，以花边的繁简而定。一般五十对左右，多的可达七八十对。母亲缠线时，飞快地摇着纺车的把手，很多珠子被甩到地上，我多次蹲在她的身旁，帮她捡珠子。然后，母亲在一个套着白布的圆形花包上来回地摆动棒槌，用大头针固定起来。所以我们当地人把“织花”又叫“耍棒槌”。花包是用麦秸填充的，直径大约有八九十公分左右。每到下雨天，母亲、婶子和大娘抱着各自的花包在门楼下织花。我坐在三四十公分高的门槛上一会儿听她们拉呱，一会儿望着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珠，在地上溅起朵朵水花，就像落在院里的桐花一样漂亮。

母亲把织好的花边，平铺在一张白纸上，用红包袱包起来。然后，去各家收取织好的花边，一块交到花边厂，再把加工费发给她们。那时候，她们织花是为了挣点钱，补贴家用。我和哥哥的学费就是靠母亲织花辛苦挣来的钱，所以那时候我很小就懂得帮母亲缠线，在没有撑线的撑子时，母亲把线环绕在我的双臂上，做临时的撑子，我跟随母亲摇动的缠线车，熟练地转动着双臂。

后来，大约八十年中期，母亲不再织花，这种工艺品也淡出了我的视线。直到2015年夏天，我陪同济南来的文友们参观青州古城，我再次捡回丢失已久的记忆。一群穿着同一服装的妇女，坐在青石板街上织花。我坐在花包前，摇动着手中的棒槌，眼前仿佛闪现出母亲年轻的样子。那个洒满夕阳的下午，我的手心里一直湿润润的，那是慈母的爱流淌在我的掌心里。

可能是缘分，如今我正式来到青州古城5A级风景区工作。经常来到古街上，寻找需要宣传的材料，我特别热衷于看那些非文化，特别是青州府花边。据悉：青州府花边于1983年获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产品荣誉证书；1984年经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批准，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、金杯奖，赢得了全国轻工产品的最高荣誉；1989年在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；如今已是省非物质文化。

今年大年初五，我特意来到古街上，与织花的妇女们坐成一团。她们以自己独有的智慧将其消化、吸收、改造升华，培育成了世人所刮目的新型工艺美术产品。一幅幅红红的“福、寿、财、喜”以及不同图案的产品，象征着我们红火的日子。她们不再是靠织花去为维持生计，而是作为青州的一种非遗文化，由市政府出资，请她们在古城——这座美丽的城市中，把文化传承。她们的巧手如同染上了春情，织出四季如春的花朵，织出了一个个幸福年。

（迟玉红）